前夫起诉我不照料瘫痪的公公，法官质问我：“为什么不照料？”我嗤笑：“都离婚了，没有义务去照料！”话音落全场寂静 法官问我为什么不照料瘫痪的公公时，我嗤笑了一声。 那一声在第三法庭里显得特别响，连书记员敲键盘的手都停了。 “都离婚了，没有义务去照料。” 我说完这句话，整个法庭静得能听见暖气片里水流的声音。前夫陈建国坐在原告席上，两只手搁在桌面上，指甲缝里还有没洗净的黑泥。他没抬头，肩膀却塌下去一截。 法官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，头发在脑后盘得紧，她推了推眼镜，低头翻材料。翻到第三页的时候停住了，指头点着纸面问我：“被告，你与陈建国于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协议离婚，离婚后你与前公公陈德厚是否仍有往来？” 我说有。 “什么性质？” “偶尔去看一眼。” “有没有经济上的扶助？” “买过几回药。” “具体。” 我想了想，说：“氨氯地平片，二十八块钱一盒，买过三次。还有一回是甲钴胺，四十二块八。都是刷的医保卡。” 法官抬眼看我，那眼神像在菜市场挑土豆，要掂一掂分量。她说：“原告主张你自二零二一年六月起对瘫痪在床的陈德厚未尽照料义务，导致老人身心健康受损，要求你承担过去十一个月的护理费共计四万三千元。你什么意见？” 我说：“法官，我跟陈建国离婚四年了。” “这我知道。” “那我照料谁，不照料谁，是我自己的事。” 旁听席上有人咳嗽了一声。我偏头去看，是陈建国的妹妹陈建萍，怀里抱着个三四岁的男孩，脸涨得通红，像是要站起来说什么，被旁边一个男人按住了胳膊。 陈建国终于开口，嗓子哑得像砂纸磨铁：“爸是二零二一年五月摔的。六月出院，医生说要人二十四小时看着。我得上班，一个月四千二，请不起护工。我找过你，你记得吧？” 我说记得。 “你来看过一次，拎了箱牛奶，搁在门口就走了。” “我搁在门口是因为你老婆在屋里。” 他噎了一下，脖子上的青筋跳了跳。他老婆周小敏是二零二零年进的门，比我小十一岁，在超市做收银。我见过她一回，在陈德厚出院那天，她站在病房走廊里嗑瓜子，瓜子壳掉了一地。 法官敲了敲法槌：“原告陈述事实，被告不要打岔。” 陈建国又说：“爸瘫了之后，我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给他翻身，擦洗，喂饭。中午我妹过来替两个小时。晚上我下了班接着弄。二零二二年三月我腰椎间盘突出，起不来床，就那三天，爸背上生了褥疮，烂到能看见骨头。我去社区医院问，换药一次八十，天天换，我换不起。” 他声音开始抖：“我不是要讹她。我就是想问一句，爸以前对她不差吧？结婚那八年，爸给她带过孩子，做过饭，她生病的时候爸熬小米粥端到床头。这些都不算数了？” 我盯着他看。 陈建国比我大四岁，今年五十整。头发白了一半，额头纹路像刀刻的。他穿着件灰色的夹克衫，领口磨得起毛，那件衣服我认得，还是我们没离婚时买的，在荷花池批发市场，花了一百二十块。 我说：“陈建国，你爸对我好，我记。但你记不记得我们为什么离的婚？” 他不说话了。 “二零一九年十月七号，你爸在楼下跟人下棋，摔了一跤。股骨颈骨折。住院花了三万多。你跟我说什么？你说咱俩得省，把烟戒了，把给孩子攒的补习费先挪出来。我说行。然后呢？你妹陈建萍来家里，说爸的存折上有六万块养老钱，先取出来用。你妈走得早，那存折一直在你妹手里攥着。你妹说什么？她说那钱是爸的棺材本，不能动。你说好。” “然后我跟你商量，咱俩把县城那套小房子卖了吧，反正空着。你跪下来求我，说那是你妈留给你的唯一念想。我说行，不卖。我把我妈给我的金镯子卖了，七千三。你知道那个镯子是我妈临终前从手腕上撸下来的吧？” 法庭里有人吸鼻子。不知道是谁。 “这些我都不说了。离婚的时候，房子归你，孩子归我，存款三万二归我，你一个月给八百抚养费。八百你给了几个月？头三个月给了，后面就没了。我也没追着你要。二零二零年疫情，你跟我说你失业了，我说那就不给。到二零二一年你爸摔了，你跟我说什么？你说‘咱俩虽然离了，但我爸一直把你当闺女，你来搭把手行不行’。” “我去了。我拎着牛奶去了。周小敏挺着七个月的肚子坐在沙发上，看见我连屁股都没抬。我站了五分钟，你从里屋出来，说‘你来了’。就这三个字。我放下牛奶就走了。” “后来你又打过三次电话。头一回说爸想见我，第二回说爸不吃饭，第三回说爸喊我名字。我去了。三次都是趁周小敏不在的时候。我给爸擦了脸，剪了指甲，喂了半碗小米粥。爸拉着我的手哭，说‘小敏啊，这个家对不住你’。我那天从你家里出来，在楼下花坛边上坐了四十多分钟。” “这些你都忘了？” 陈建国把头埋得更低了。 法官转向我：“被告，你刚才说你去过三次，是否有证据？” “有。第一次是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二号下午两点多，第二次是九月二十号，第三次是十一月三号。第三次那天我记得清楚，因为第二天我女儿期中考试，我本来要去开家长会的，没去成。” 我从包里摸出手机，翻到通话记录。法官让法警拿过去看。法警是个年轻小伙子，接过手机的时候看了我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