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者按：正当石近日收到一名来自台湾高雄、正在大陆高校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谢国安先生的来稿，文章围绕 “统一之后，两岸中国人如何真正重新成为共同生活的一家人” 这一问题展开思考。作者认为，政治统一可以完成于一个历史时刻，思想、情感与身份认同的重新联结却需要长期的社会实践。两岸文化同源是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基础，但文化认同不能仅靠口号、教材和宣讲来实现，更需要进入教育、文化、媒体与日常生活。 文章提出，应推动两岸交流从一次性的参访、寻根和论坛，转向长期稳定的关系联结与项目协作，让青年在共同整理历史、保护文化、参与学术研究、服务社区和创造发展机会的过程中形成真实的社会关系。统一后的共同体建设，既要承继共同历史，也要创造共同利益、共同责任与共同未来，推动两岸从文化认同走向共同生活，从共同生活走向更加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 这是两岸读者来信之三十六，全文如下： 正當石老師您好： 我來自台灣高雄，目前正在大陸高校攻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專業碩士。近日持續閱讀貴平台「兩岸讀者來信」系列，深有所感，因此寫下這篇文章，希望能從一名在陸台灣青年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者的視角，為「兩制」台灣方案的討論提供一點不同的思考。 近日讀到平台刊發的王裕慶先生《真正支持祖國統一》一文，其中「廚房與菜單」的比喻讓我印象很深。 王先生說，如果「廚房」尚未真正回來，那麼今天把統一後的「菜單」設計得再精緻，也可能只是紙上談兵。對此，我深有同感。 但讀完之後，我一直在想另一個問題： 如果有一天，「廚房」真正回來了呢？ 我從台灣到大陸求學之後，越來越感受到：台灣問題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，但政治問題解決之後，恐怕還有一個更加漫長的「人的問題」。 因為政治上的統一可以發生在一個明確的歷史時刻，但人的思想、情感和認同不會在同一天自動完成轉變。 所以，比起現在就把統一後台灣的每一項制度安排都設計得事無巨細，我更想提前追問一個問題： 統一之後，兩岸中國人如何真正重新成為共同生活的一家人？ 文化同源只是起點 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理解，並不是從書本開始的。 我出生在台灣高雄，祖籍福建泉州。去年春節，我第一次回到泉州尋根祭祖。 真正站在祖厝裡，看見相近的宗族傳統，聽見熟悉的閩南話，再和當地親友坐在一起吃飯時，我對「兩岸同根同源」這句話第一次有了與過去不同的理解。 過去它對我而言更多是一個歷史知識，但那一次，它變成了一種可以看見、可以聽見，也可以進入日常生活的經驗。 這件事情也讓我想到另一面： 既然兩岸擁有如此深厚的文化聯結，為什麼今天台灣社會仍然會出現如此複雜的身份認同問題？ 答案恰恰在於，文化同源並不會自動產生現實認同。 共同祖先、共同歷史、共同語言和共同文化，提供的是共同體形成的歷史基礎；但一個生活在今天的青年如何理解自己的國家與民族，還受到他所處的家庭、學校、媒體、社會關係以及日常生活的塑造。 這也是我認為未來討論「兩制」台灣方案時，需要特別注意的一點。 制度可以解決中央與地方的權責，可以保障私人合法財產，可以安排原有公務體系，也可以維持合理的社會福利，但制度本身不能直接規定一個人的內心。 因此，統一後真正困難的工作，不是要求所有人的思想在某一天突然發生轉變，而是如何重新建立共同生活，使歷史上的文化聯結重新獲得現實的社會基礎。 文化認同不能只靠說 這也是我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之後，對台灣問題產生的一個新理解。 葛蘭西討論文化領導權時曾注意到，一種價值觀真正深入社會，往往不是因為它被反覆宣講，而是因為它逐漸進入教育、文化、媒體和日常生活，最後成為人們理解世界的一部分。 這套邏輯並不只適用於我們批評的對象。 如果我們認為西方政治敘事可以通過媒體、文化產品和日常生活影響台灣青年，那麼反過來也必須承認：中華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同樣不能只靠抽象說教，而必須真正進入人的生活。 所以我並不贊成把美國電影、日本動漫或者韓國流行文化簡單稱作「文化入侵」。 一名台灣青年喜歡日本動畫、韓國歌曲，與他是否認同中華文化並不存在必然矛盾。 真正值得思考的是：為什麼有些關於中國的負面政治想像，可以通過教育、媒體和網路傳播逐漸成為部分人的「常識」；而我們自己的歷史文化，有時卻只能停留在課本、口號和節慶活動之中？ 因此，面對外部意識形態影響，最終不能只有「堵」。 最有效的文化安全，是讓自己的文化真正具有吸引力；最深刻的認同教育，是讓共同體真正進入人的生活。 這也是為什麼，我認為統一後台灣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簡單等同於「換教材、開課程、做宣講」。 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「我們準備告訴台灣青年什麼」，而是： 我們能不能創造一種共同生活，使他在自己的生活經驗中重新理解「中國」？ 從尋根一次到共同生活 如果只是提出「加強交流」，這個答案其實並不新鮮。 兩岸交流已經進行很多年，參訪、論壇、夏令營、尋根活動也辦了很多。如果參加一次活動、聽一次演講